学中医要落地，不要空讲理论 | 黄煌

我的学医过程回顾以及思想的变迁

作者| 黄煌

学中医之前，我家被下放到农村。我边读高中，边劳动，几乎所有的水田农活我都会干。那时的劳动强度很大，特别是在种植双季稻的时节，正值8月上旬，天气酷热，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往往是天不亮就去水田拔秧，上午割稻，下午翻地和插秧，经常搞到天黑，肚子饿，蚊子叮，浑身晒得紫红紫红。那时的清凉饮料，就是井水，放点糖精，就是那时的“雪碧”了！

1973年，我家返回城里，当地政府安排我到医院当中医学徒，开始就给老中医抄方。比起农村，那就是天堂般的日子。现在回想起来，先苦一下也是好的，就晓得真正的乐是在哪里了。经过三年艰苦的农村劳动，才晓得有一个职业是多么幸福的事。

当学徒后，每天坐在老中医面前，做的事情就是抄方、抄录医案、请教问题。

我的老师叶秉仁先生，早年毕业于上海的中国医学院，长期在农村行医，中西医两法都行。中医方面他教我方和药，不仅讲方剂的组成和功效，还教我他自己编写的方歌，如“调肝理脾服逍遥，三白荷草当柴烧”等。

西医方面教我许多解剖和生理学方面的知识。我的母亲是在江阴卫生学校教《微生物寄生虫病学》的老师，家里就有许多医书，对西医我并不感到陌生。

叶先生教我更多的是临床诊疗技能，例如肝脏触诊、心脏听诊及症状鉴别诊断等。

当时的我对中医充满着好奇和新鲜感，什么都想学。当时大陆大搞中草药运动，因此我对中草药也有所涉猎。如用马兰根、野菊花治疗感冒，用马齿苋、地锦草治疗肠炎、痢疾，用鱼腥草、金荞麦治疗肺部感染等；同时，摘抄了不少中草药现代药理研究的报道，并用于临床。

那时的思路比较简单和粗浅，基本上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诸如失眠就用合欢皮、夜交藤；咳嗽就用杏仁、桔梗；食欲不振就是谷芽、麦芽、山楂、陈皮，想法比较简单。

学徒满师以后，我开始独立门诊，疗效不理想。那时，开始对清代名医叶天士的医案进行研究。我把《临证指南医案》手抄、对比、分析，写了一些相关的文章，发表于国内刊物上。

其中，我比较满意的是“叶天士体质辨证探讨”，这对形成现在的体质学说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同时，模仿叶天士医案处方用药。

那时还经常做的工作，是名老中医医案整理。我将叶秉仁先生等几位家乡名老中医的临床经验整理成文，陆续发表，如发表在《新医药学杂志》（后改成《中医杂志》）的“杂谈偶记”是整理叶秉仁先生的经验和医案。

那时，有一件事让我高兴了好一阵子。1976年，我以实习日记的形式整理叶秉仁、夏奕钧等老中医的经验和自己的学习体会，投给了当时名气甚大的《新中医》杂志，不料居然发表了，编辑很赞赏，加了编者按，说我的文章“文体活泼，值得一读”。

我还参与当地政府卫生局组织的中医编写组，编写《江阴县老中医医案选编》一书，我参与了全书的统稿和编者按等文字工作。

那时，虽然对中医理论有所熟悉，但认识尚浅薄，大致和教科书观点相似，只不过对老中医的经验有所体会。

当时还是不会看病，经常去请教老中医，我还手抄过清代常熟名医余听鸿的《诊余集》。总之，处在中医学的学习期，属于学习中医的初始阶段，尚谈不到什么思想的形成。

考上南京中医学院首届研究生后，我有机会接触大量的古医籍，也有很多时间放在读书上。

那时，我集中学习一些基础科目，如自然辩证法、《伤寒论》、《金匮要略》及外语等。

那时考虑比较多的问题是：中医学术是如何发展过来的？今后它的方向在哪里？中医理论的特点在哪里？那时自己还读了心理学、控制论、黑箱理论等，也写了一些相关论文。

读书是苦的，我下了死工夫，花了很多时间，将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医家及其著作、学术观点、经验方药等做笔记，再加上自己的诠释和评语。1980年的下半年，竟被我写秃了十几个蘸水钢笔的笔尖。

以上的读书经历，对我了解中国医学史，了解中医学术流派非常有帮助。这既是我后来编写《中医临床传统流派》的基础，也是我多年从事课堂教学的本钱。

所以，要做好医生，要读书，好好地静下心来读书、思考，尽管有些书当时读起来一点意思也没有，但还是要读，读了才会知道如何选择，如何读书。

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陆兴起了“中医多学科研究”的思潮。

其历史背景是：改革开放的形势，为中医学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动力，当时比较响亮的口号是“中医现代化”，但如何才能现代化？很多学者的想法是：中医学理论是从《黄帝内经》来的，只有先把理论突破了，才能带来临床疗效的提高，光靠中医研究中医不足以阐明中医学理论的奥秘，还必须依赖多种学科的参与。所谓多学科包括哲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气象学、心理学等。

1984年在南京举办了首届全国中医多学科研究会，大讲阴阳五行学说、运气学说等天人合一的中医哲学。当时，我也是筹备者之一。

但我在参加这个中医多学科研究活动以后，越来越感到不踏实。这些研究的观点离中医临床太遥远，太极阴阳、五行八卦等诠释，终究谈不到具体的中医世界。所以，我始终与他们有着学术思想上的距离。

那时，我的研究，一是从史学的角度来探讨中医发展的思路。曾写了《近百年中医学的发展理论》一文，这篇文章在《医学与哲学》杂志发表以后，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一位研究生专程找到我，他说对我的文章很感兴趣。

另一就是从科学的角度认识中医。我越来越感觉到，中医作为一门学科，应该有标准和规范，否则，就无所谓发展。当时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标准化与中医学的发展》。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接触到清代著名医学家徐灵胎的著作，读后十分震惊。他虽然是两百多年前的古人，但其学术思想上却是非常清晰的，具有明显的近代科学的光辉。他的许多学术观点，就是放到现在，依然有很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徐灵胎先生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我。我写了不少有关徐灵胎的专题论文，加深了对徐灵胎学术思想的认识，也加深了对中医学的认识。

也就在这个时候，我接触到了富士川游先生撰写的《日本医学史》，书上介绍日本古方派的梗概。

在南京医学院图书馆，我又读了日本古方派代表人物吉益东洞先生的《药征》。这个时期是我学术上的探索期，多年模模糊糊的中医学渐渐有了粗浅的轮廓。

医案是我学习中医的重要教材。学徒期间是这样，在南京中医学院读研究生时也是这样，不仅抄读地方名医的医案，也注意从名医医案中挖掘中医处方用药的规律。

当教师以后，也在课堂上讲些名医医案，或开设有关医案阅读的讲座。后来，为响应学校开设选修课的号召，我尝试编写这方面的教材。记得当时住在非常拥挤的筒子楼12平方米的宿舍里，写成了《医案助读》和《医案选读》两书。

我当时就觉得，辨证论治是一种技能，医案是培养医家知常达变的本领，这是学习中医所必需的，属于传统的学习研究方式，不可偏废。那时对经方家的学术思想已经高度关注，所以书中经方家的医案比例很大，《医案助读》于1987年由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出版，那时我32岁。

除读医案以外，我花很长的时间在图书馆看伤寒注家的著作。那个时候喜欢读舒驰远的《伤寒集注》、程应旄的《伤寒论后条辨》、柯韵伯的《伤寒来苏集》、吕震名的《伤寒寻源》等，近代经方家如陆渊雷、恽铁樵、曹颖甫、祝味菊等的书也给我很大启发。

我在阅读中理解到伤寒论研究是“一家有一家的仲景，各人有各人的伤寒”，每个医家是在注解《伤寒论》的过程中阐发自己的学术观点，诠释中医学的奥秘。可以说，一部《伤寒论》研究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医学术思想史。

我毕业后从事中医各家学说的教学，面对的是许多医家。在教学研究过程中，我感觉到中医各家学说的研究必须分类，并进行异同点的比较，否则就难以评价，也难以利用。

1989年，我写出《中医临床传统流派》一书。那时，我对中医学的认识才稍微清晰些，思想也渐渐有些成熟，眼光开始盯住经方家了。书中的六经辨证派、经典杂病派、辨证伤寒派、通俗伤寒派就属于经方派中的几个分支。

1989年秋天，我受国家教委派遣赴日本京都大学进修老年医学。在京都一年的时间里，我有机会与日本著名的汉方医家坂口弘、中田敬吾及细野八郎接触，向他们学到了不少有关日本汉方的诊疗思想和技术。

也在他们的推荐下，翻译了近代日本汉方三巨头之一的细野史郎先生的《汉方医学十讲》，阅读了日本明治年间著名医家浅田宗伯的著作；同时，在其图书馆有机会细细研读了日本古方派泰斗吉益东洞先生的《类聚方》、《药征》及其弟子的著作，如尾台榕堂的《类聚方广义》。

在日本研习期间，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细野诊疗所周四晚上的读书会，我经常向他们介绍中医学的观点和经验。

为了让日本医生尽快了解和掌握处方用药的技能，我在讲座中提出了有关方剂家族（类方）以及药人（体质）的观念，比如“桂枝类方”、“麻黄类方”、“黄芪体质”、“柴胡体质”等，并提出了附子脉、桂枝舌等具体药证，力图使抽象的中医辨证具体化、形象化。这种思路和基本内容，成为我后来出版的《中医十大类方》的雏形。

在日本进修一年，思想非常宽松，讲中医中药，不必局限于教科书，可以任意驰骋。这个时期形成的思想观念，为我在20世纪90年代开展的中医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回国之后，我的研究方向就以方证研究为主，并且投入了很多的精力。1995年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中医十大类方》，当时我是41岁。

写完之后觉得不够过瘾，还想一味药、一味药地写下去，于是在1996年开始写《张仲景50味药证》。

写出初稿以后，又在南京中医药大学开设讲座。1997年，首先在日本出版日文版，以后在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

由于中医学的经验性，决定了整理和总结老中医经验的重要性。这在我的学徒时期就已经明确了这一点，同时也初步掌握了有关的方法和技巧。在进行方证药证研究的时候，除了文献研究以外，我非常迫切地需要老中医经验的参照。

1995年，我受江苏省中医药管理局委托，对1994年省政府认定的113位名中医进行了一次临床经验的问卷调查。

调查的关键是抓住名医们常用的药物和方剂，每人限定5张方和5味药，问卷抓住用药的指征和应用范围、最大剂量与最小剂量、禁忌证、体会等，非常实用。

我的目的是探讨各个名医眼中的药证和方证。调查的结果编辑成《方药心悟》一书，由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出版后社会反响热烈，年后就加印了。

紧接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交给我对全国名中医进行调查的任务。这可以说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对全国的名老中医进行统一的系统的问卷调查，是对老中医经验所做的一次规范化的收集整理工作。

这任务花了近4年的时间，编辑了130万字的大型著作《方药传真》，已经由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以上都是我上世纪90年代中末期所做的工作。2000年以后，我的研究方向依然是经方方证与经典药证的研究。经方仍未受到重视，很多人依然认为“古方不能治今病”，不会用经方，不敢用经方，不想用经方。

现在，我的工作是在做经方医学的推广。我首先在南京医科大学开设了一门选修课《张仲景药证》，没想到大受欢迎。

一开始讲甘草，我就要同学们亲自尝一尝甘草的味道。我说，尝药的目的有二：首先，要知道中药是我们的祖先亲口尝出来的；第二，要打破你们眼里中药是苦的误区，中药也有甜的。

同学们觉得挺有趣，课堂上不时发出笑声。选修的学生有医疗系的，有医管的，也有护理及口腔医学专业的，阶梯教室里坐得满满的。

有些同学在后来的体会中说，他们第一次尝到了把选修课当成必修课来上的感觉。第二个学期人数爆满，第三学期选课达到500人。

除了开课之外，我也到各地进行演讲，主题大抵是中医学魅力、经方药证应用之类。

我曾说过：中医的学习一开始首先要问“是什么”，弄清了“是什么”，才能去思考“为什么”。对经方有一定程度理解之后，开始尝试着思考“为什么”的问题。怎样才能创造出一个完整的经方医学理论的框架？

这是一个新的挑战，需要结合现代医学的方法和手段，充实和发展经方医学，使经方医学与时代相映。

经方医学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的“循证医学”，不过，我们不叫“循证”而叫“随证”。《伤寒论》有“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说法。所以，确切地说，经方医学是“随证的医学”。我个人学术思想发展的轨迹，大致如此。

影响我中医之路的五大因素

1、家乡的一批名老中医

我很庆幸，我生活的家乡江阴，是一个中医之乡。江阴过去有写《风痨臌膈四大证治》的姜礼；近代有温病学家柳宝诒，写过《温热逢源》，其编的《柳选四家医案》也风靡海内；近代经方家曹颖甫更是江阴中医杰出的代表。等我学习中医时，江阴有一批省级名老中医，当时号称有“中医四大金刚”。

我的启蒙老师叶秉仁先生便是其中一位。叶先生是上世纪40年代上海中国医学院毕业，精通中西两法，临床的经验相当丰富，教给我很多东西，是一位非常重视西医技术的老中医，他的治学格言是“学术无国界，治病在疗效”。

第二位要提到的是夏奕钧先生，他是苏南伤寒派朱莘农先生的弟子，性格开朗，禀性聪慧，看病时全神贯注。临床擅用黄连治伤寒等发热性疾病，外号“夏川连”，常用泻心汤、桂甘龙牡汤等。

当时我在卫生局编写组时，夏老是主编，在他手下工作，学到不少东西，特别是朱家伤寒派的诊疗风格。

第三位是邢鹂江先生，与夏老是同学。邢老的毛笔字工整端庄，文采非常好，医案遣词用句非常美。

他一生清贫，但对中医一往情深。他说，人生只要一桌一椅一床，足矣！上世纪70年代的生活还是比较艰苦的，但我有时晚上去他的单人宿舍，邢老就特别开心。

他会给我泡上一杯牛奶（当时奶粉是奢侈品），然后为我讲述他的所见所闻，其中有他当年治疗重证大病的经过，也有中医界的趣闻轶事。

第四位是陈嘉栋先生，擅长使用张锡纯的药方，并喜欢收集民间验方，临床经常有一些奇方奇法，毛笔字写得很飘逸。

除上面4位以外，江阴还有名医夏武英先生，他擅用攻下法治内伤杂病。郁祖祺先生，组方独特，多属其经验方药。

周慕丹先生，治疗妇科疾病善用清利湿热的药物，如碧玉散、黄芩、地骨皮等；还有镇江医学院的曹永康教授，擅用桂枝汤加味，对业师朱莘农先生的学术思想与经验有较大发挥。

江阴的老中医们，都是临床家，他们不谈空玄的理论，而重视实际疗效，这一点对我影响很大。

2、来自高校的压力

作为首届研究生，我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去读书，可以在古籍部任意翻阅各种古代医书。这时，影响我的不仅有现代名中医，而且还有一批已故的名中医。

张仲景就不用说了，还有像徐灵胎、叶天士、王孟英、柯韵伯、舒驰远、曹颖甫、余听鸿、陆渊雷、王清任、张锡纯、范文虎、祝味菊、吴佩衡，以及日本的吉益东洞、汤本求真等医学家。

如果没有南京中医学院研究生的资历，我不可能接触到这么多医家，并了解他们的学术思想，这个经历对我至关重要。所以我说要读书，读万卷书。

从学徒到大学教师，这是一个跨越，也是一个严峻考验。大量占有资料，充分的咀嚼和消化这些资料，然后用生动的语言，流畅的思路让学生有所受益，这是我教学的基本态度。

我讲过“中医各家学说”“中医基础理论”“临床中药学”，开设过“医案讲评”“张仲景药证”“经方应用”等选修课。教师的职业使我懂得如何调动教学对象的兴趣，如何安排相应的教学内容。

我曾担任过8年的《南京中医学院学报》的主编，组稿、编辑、修改、校对，每一环节必须扣紧。编辑要有杂家的宽泛，又要有专家的细腻，既要变通，又要严谨，既要了解读者，又要理解作者。编辑生活，让我懂得市场，懂得中医的文章要有读者才有价值。

所以，在南京中医药大学的20多年，是我成长和成熟的重要时期。大学校园里的那种无形的压力，成为我努力奋斗的动力。

3、长期的临床实践

从1973年步入中医这个行业以来，我的临床几乎从未中断过。虽然研究生时期直接看病少了，只能偶尔跟着导师看诊。但我对自己的定位很明确，自己是个医生，读书、研究、教学、编辑都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为了治病，为了临床疗效！

临床疗效是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我非常珍视我的门诊，平时除非有紧急的情况，一般是决不会放弃自己心爱的门诊的。现在有许多年轻人学习中医都非常认真，但总有一种空虚感，究其原因，就是没有接触临床的缘故。

4、到日本进修和考察

这是一个关键期。因为日本提供给我的是一个宽松的思维环境，以及特殊而严谨的教学要求。人的思想只有在没有束缚的环境下，才容易迸发出创新思维的火花。很多事情都是这样。

5、家庭和个人因素

我的曾祖父是江阴华士一带著名的骨科医生。祖父经商。父亲学美术，搞中国画，后来又从事教育行政管理工作。母亲是学西医的，在卫生学校当微生物寄生虫学科教师。

父亲给我们的价值取向是：为社会作贡献，为民族争光，也为家族争光。我的伯父是建筑师，为台湾故宫博物院的设计者；叔叔在摄影界，其书法、篆刻也是一流的。

我们这个家庭对文学、艺术、历史等方面很重视，可以说有书香味，当时我自己的理想是当作家或诗人，没想到一脚踏进了中医的世界。正因为喜欢文学，喜欢写作，于是对整理总结老中医史料有较好的基础。我体会，只有写作才是让思想变得清晰的方式。

我性格不拘谨，比较敢“露”，不怕别人来批评我的东西，因我相信真理总是愈争愈明的。

还有一点，我自己觉得比较勤奋，不会沉溺在物质享受中。我不太怕苦，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因为有创新，所以能给人带来愉悦，所以一点都不觉得苦。我觉得人生最大的乐趣就在于此，在于创新。

* 2003年2月，本人受台湾中国医药学院之邀赴台中讲学，期间接受学生刊物《研精医讯》编辑部的采访，以上根据录音整理，本文摘自《黄煌经方沙龙第一期》。

文源:杏林医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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